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案例研究显示，基层社区治理面临着以下几个新变化、新问题：
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中单位的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原先的单位办社会现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原先居民情况较为单一的社区逐渐变得多元。由此，在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中，单位尤其是企业就难以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基层社区治理结构因此则变得不那么完备。
基层社区居民业缘关系的淡化。在上海的一些街道，本来以居民较为单一、具有共同业缘关系的单位社区为主。由于大家在工作上是同事、在生活上是邻居，因而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使得社区管理工作相对容易做。但随着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原来的单位社区发生了改变，居民间的业缘关系不再明显，相同的东西越来越少，“熟人社会”也变成了“陌生人社会”，无疑增加了基层社区治理的难度。
互联网的便利化造成社区居民间联系的弱化。互联网的便利化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各种服务。与之相伴，不少社区居民减少了现实世界的交流、交往。在基层社区，虽然街道、居委会也建立起了网站，搭建了各种微信群，但吸引力并不是很强。社区居民虽近在咫尺却远若天涯，虽身在社区却心在虚拟世界，对社区没有太多的认同感。这对基层社区治理无疑构成了新的挑战。
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制度供给不足。从宏观层面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职能转变，而且也要求基层社区治理工作的转型。在实践层面上，基层社区治理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和规范；在上海，街道体制及其职能也没有固定下来，常常会因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作一定的调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给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弹性空间。
面对基层社区治理难题，上海的相关街道结合自身实际，发展出了以居民区“团队党建”为依托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这一模式按照“支部领导团队、党员融入团队、团队凝聚群众”的工作要求开展“组织再造”，初步化解了基层社区治理面临的种种难题。
第一，以社区团队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填补基层治理结构中单位的缺失。例如，在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一些热心居民自发形成了公益团队、志愿者团队等。在这些社区团队中建立党支部，有效地实现了政治吸纳功能，有助于把居民纳入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中来。
第二，以趣缘为基础大力发展社区团队，化解社区居民业缘关系淡化以及互联网造成的联系弱化风险。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在已有团队的基础上，主动孵化、扶持了一些新的社区团队，以便更多的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加入，从而巧妙地实现趣缘对业缘的替代。
第三，以社区团队党组织设置创新为制度保障，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窘境。在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虽然没有要求每一个社区团队都成立单独的党支部，却有着“统一要求”，即每个社区团队必须有党员参加管理。此外，没有单独党支部的社区团队，还可采取混合式党支部、组合式党支部等形式。这种灵活的党建形式，不仅实现了“群众在哪里，党支部就在哪里”的党建全覆盖目标，强化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组织功能，而且达到了通过党建来凝聚群众，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热情，增进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等多重目的。
当然，个案的探索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其他地方“拿来就能用”的。但它的启发意义在于，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是基层治理创新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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