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明确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要求。相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共建与共享之间增加了共治，不仅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治理格局的体系，也更加契合社会治理工作的本质内涵，为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导。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保护、技术风险等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重大关切，处置不当可能会诱发社会稳定风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以共建共治共享新思维，推进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创新，这不仅符合项目建设服务地方发展和满足人民需求的初衷，也可以增加群众对地方政府和稳评制度的信任。
首先，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政治、组织、宣传优势转化为引领、管理、服务优势，充分征求民意、汇聚民智、化解民忧、维护民利，提高重大工程项目决策论证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积极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努力搭建政府、企业、群众和社会组织共商平台，完善项目“风险—收益”分配和平衡机制，找到项目建设最大公约数，形成治理共识与合力。此外，要不断完善公众沟通机制，增强群众的参与度、了解度、认可度，激发民事民议、民事民管的治理活力。
同时，完善法治建设，强化法治思维，健全法治手段，把项目决策论证、风险评估、矛盾调处、利益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推进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依法治理。按照依法行政要求，不断完善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体制机制，明确政府职责，把防控风险贯彻落实到项目规划、实施、监管的各领域各环节，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由项目建设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其次，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风险社会下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显著特征就是“主观建构性”，即公众对项目技术、环境、健康等风险的感知与专家存在较大差异。当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得不到充分表达和及时回应，还可能诱发公众心理焦虑并引起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可见，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今天，高度重视公众心理和社会心态所折射出的人们追求公平正义、自我价值等的深层需求，已经成为完善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课题。
因此，一方面，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主动评估分析重大工程项目引发公众安全焦虑、利益焦虑、权利焦虑等的心理原因及程度，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引导、改善个体、群体、社会的情感和行为，画出政府、企业、专家、公众等多元主体的最大同心圆。另一方面，要依法依规为公众赋权增能，让广大利益相关者对项目建设充分参与、全面了解、畅通表达，让他们在沟通、思考、争辩中认知和评判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培养公众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再次，要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是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应有之义和使命担当，在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过程中应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根本和目的，以促进发展为责任和手段。
具体而言，一是要全面真实准确地掌握群众对项目建设的需求和担忧。项目建设一定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必备前置程序，完善评估主体、程序和方法，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努力使评估成为了解民意、化解民忧、赢得民心的有效过程。
二是要科学合理地设计项目“风险—收益”分配机制。任何项目的建设都会伴随着风险和收益，就整体而言这是客观规律。但就个体而言人们往往更关心的是风险与收益的配比关系，而且个体之间的心理预期还会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治理主体群策群力针对项目特点、区域经济、民风民俗等现实情况科学合理地设计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风险—收益”分配机制，找到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有效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三是要做细做准做实风险治理各项工作。按照“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问题、难点问题一定要主动下到“田间地头”疏通最后一公里。
总之，以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推进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是新时代的新要求，需要秉持尊重民意、关注民生、汇聚民智的基本理念，运用系统建构、协同推进的思维，从制度建设、机制创新、心理服务、体系完善等多方面联合发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使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为真正造福一方的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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