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城乡协调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社会格局。与变动的格局相耦合，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实现机制就需做出调整。近些年我国城乡协调发展整体开始步入新阶段，引致城乡协调发展内涵和实现举措的动态变化。
步入新阶段的主要表征
近年来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这集中体现为：
首先，整体国民经济转向新格局。城乡协调发展是嵌入在经济结构变动的大框架之中的。随着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结构变迁和产业融合增强，城乡居民对农业除食品需求之外，还增加了食品营养化以及生态、休闲、体验、创意等服务需求，对农业等产业的个性化、差别化、便捷化需求也渐趋提高。这就要在产业融合交叉、服务功能拓展的基础上回应新格局。
其次，城乡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缩减的新态势。2009年至2016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减，城乡消费差距也呈现类似的变动态势。另外，城乡内部不同群体的经济差距却在扩大。
第三，城乡要素配置显露出双向流动的新动向。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等呈现出大规模的单向外流态势，当前农村要素非农化流动仍在进行。但近年来，农业的规模经济和要素回报率均有所提高，城镇要素基于收益率变动呈现流向农村的新动向。城镇部分劳动力带着技术、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经营，部分民营企业也以家庭农场、公司+基地+农户、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方式进入农业。引致上述变化的原因是：农业功能的拓展、产业链延长和“互联网+”的应用，使农业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内涵不断升级和拓展
我国城乡关系是适应整体社会系统而动态变动的。整体国民经济的服务业化、城乡经济差距的持续缩减、城乡要素配置的双向流动，导致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在丰富和拓展。
上世纪7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处在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渐趋走高。相应地，此阶段的城乡协调发展具有如下内涵：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为核心目标，通过农民非农化以增强农民收入的多样化，并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源。同时，通过对农村的“少取”和“多予”，来矫正此前公共产品配置的城乡失衡。此时段的城乡协调发展更多是从“工具理性”角度出发，即城乡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秩序、粮食安全、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城乡协调发展主要是回应我国面临的急迫问题而倒逼出来的。
现阶段我国的宏观背景正发生深刻转变，这导致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走向升级。具体地说，在经济差距缩减的情形下，城乡协调发展应更强调城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强调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群体充分分享增长的成果。在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差距缩减，要形成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部分产业融合度提高、要素流动性增强以及公共产品相对均等化配置的新格局。在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既有“工具理性”，也有“价值理性”，它是拓展国内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持续性、包容性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等更高目标的积极回应。
需要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城乡协调发展需要理念创新，也需要实现机制和操作方案的动态调整。近年来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升级，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举措也就具有新特征，并均是围绕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这个主线展开的。
首先，促使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前价格对要素稀缺程度的反映还不准确，市场对城乡要素配置的作用亟待增强。在城乡协调发展新阶段，我国必须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在劳动力配置中，必须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加快新型城镇化，促使劳动力形成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
其次，增强产权制度完善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推动力。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与产权制度完善紧密相关，新时期我国必须通过产权制度变革，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经营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农业经营主体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微观载体。当前，我国农村除传统农户之外，已经出现了家庭农场、农业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经营主体，其经营也扩展至“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环节。现阶段的农业经营主体和生产方式创新应契合各地现状，此外，经营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应更多引入“互联网+”等技术因素，以此推动对农业组织方式、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持续改造。
第四，促使政策重心更多转向“放活”。在新阶段，对农村的“少取”和“多予”依然是重要的。同时，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转变导致“放活”的作用在增强，将决策权更多交给城乡微观主体，增长成果也更多由城乡微观主体来分享。
总之，新时期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远的目标，实现该目标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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