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结构性转型与体制变革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是经济社会实现“螺旋式上升”的根本路径，总体上属于质的进步状态。当代中国业已进入经济社会全方位加速转型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与体制变革，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共同决定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所瞩目的辉煌成就。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化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结构性矛盾冲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多元化价值的冲突，导致价值结构危机；城乡和区域经济差别，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治安、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滞后引发结构矛盾；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滥用状况，部分官员腐败，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较低等；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生态、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引发的生态文明危机等等。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
转型社会的经济政治变革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国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的泛起，使社会陷入一种典型的转型危机焦虑。转型危机焦虑源于已知的经验和未知的恐惧。基于转型失败导致的苏联“制度崩溃”、国家解体，拉美、非洲和东亚很多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长期的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的高昂的社会成本等等，成为经验派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的社会转型结果恐惧的根源。转型危机焦虑引发社会意识陷入制度适应性怀疑、保守型发展和激进型跨越的观念分裂，成为阻遏转型顺利推进的软力量。
转型危机焦虑的实质是对结构性转型与体制变革进程中的社会稳定性的严重关切，是对国家治理在社会转型发展中适应性与引领性的深度疑虑。基于国家治理视界，从理论上分析社会经济转型的内涵与属性、历史根源、社会背景、未来趋势，国家治理面对社会经济转型挑战的适应性、创新性对于社会稳定的保障作用，引导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本质回归与统一，有利于推动改革顺利向深层次挺进。
二、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的理论内涵
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转型是正相关系，当国家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和创新性能有效化解社会转型产生的政治矛盾或控制社会政治矛盾的恶化，就能促进社会成功转型，并确保社会稳定；当国家治理能力弱化，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急剧转型所产生的矛盾激化时，就可能导致政治体制的崩溃，使社会转型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这是由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国家治理是国家本质的具体体现。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就随之产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质上讲，国家是适应阶级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产物；当社会陷入了不可自我调和的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挣脱这些对立面的束缚，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的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这种代表“社会”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并约束个体行为的普遍力量，即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体系、制度体系及方法体系，其本质属性即是消除制度不均衡，平衡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个层次的利益关系，调节社会冲突与矛盾，确保政府的组织性、有效性和社会稳定的制度设计。[2]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发展国民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使社会得以正常发展，保护国家领土免受外来入侵。同时，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的动态均衡调试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可以不断对国家治理体系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部分进行改革和调试，以确保社会整体上保持一种有机的均衡，保障国家的基本稳定。
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各种矛盾的爆发和社会危机的出现，影响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安全和稳定。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本质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历史时期都是毫无例外的普遍地起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持久循环的矛盾运动中，当一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适合的时候，便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只不过这时的矛盾处于量变阶段，生产关系尚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当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时候，生产力必然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越来越尖锐，经过从量变阶段到质变阶段的过程，最后导致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因此，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如果生产力继续发展进步，就只能变革生产关系；否则，保持原有生产关系就必然阻滞生产力或者打击生产力发展，如果这种现象是普遍性的，很可能爆发革命来推翻旧生产关系的维护者。
社会转型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形态变迁，并由此引发社会分层流动、群体组织、制度关系、利益格局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总体性变革[3]，其本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与自觉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更替，规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当这种调整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产生新的适合时，经济社会就会持续稳定发展；当这种调整长期无法促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合时，就会导致生产力的停滞和社会制度的崩溃，并重新构建新的生产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的本质属性表明，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调整过程，社会转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脱离不了国家治理的范畴，社会转型危机的生发及随之导致的不同转型国家的不同结果，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制应对转型危机的能力差别和在面临治理危机时自我调试和矫正的能力差别。只有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才能确保社会转型成功。
三、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
社会转型是一种历史常态，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比较中西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的前景能够有更清醒的认识，并能在历史比较中对于如何推进社会转型获取更多的经验借鉴。
(一)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
对于社会转型的划分，基于不同标准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追溯到商朝的武庚迁都和周朝的共和革命，这两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转型，都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保障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发展。商周后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社会变革，有宋朝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及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的改革。两次大的变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痼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危机。两次变法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对变法的阻碍及对变法的不确定性充满恐惧的社会力量对变法的掣肘。
中国近现代大的社会转型，经历了“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五次变革。“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清王朝的被动性的社会转型，这种仓促被动变革，处于统治地位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化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极度弱化，注定社会转型的必然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国家实质上的非统一性，则带来了政权频繁更替、社会撕裂、族群对立与冲突、民粹暴政等等严重社会问题的深刻教训，从而使我国错失了较早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本应可以自主转型的机会，呈现出一个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4]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在一定时期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要重点审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是中国领导层基于国内国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所作出的一场自上而下全面的、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切入口，以渐进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基石，通过国家的强力治理手段不断动态调整经济政治体制中与社会转型变化中不相适应的部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了社会的稳定，成为独有的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开始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逐步推进。1979~1984年间，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把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培育作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促使小规模的个体和集体之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出现；1985~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的经济发展理念，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加强，竞争原则、等价交换、供需关系、价值规律等市场规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1993~1999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市场经济从整体上开始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市场规则开始向公共事业和社会生活领域逐步深入；2000年以后，国家在发展战略层面提出“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路线，中国的改革进入调整阶段。在促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中国开始了渐进性民主政治改革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提出废除领导终身制和个人权威主义，恢复党的集体领导；1980年后开始实行新的选举法，人民代表大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力和职责，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也开始恢复；1995年制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开始逐步完善地方党政领导的换届选举，推进竞争式民主改革；1998年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全国推行了农村基层组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开始了推进社会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2002年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6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建立现代公务员管理体制，加强对干部选拔的各种监督，实行党政分开，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促进依法行政制度的推行；十八大进一步提到要推进责任型政府体制改革，建立责任府；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推动国家不断走向民主化、法制化。适时稳健的政治改革，避免了社会动荡，维护了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为深化经济改革、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纵观这场历时30多年的社会转型，其之所以在社会变革的同时，避免了苏联式的转型过程中体制瓦解，并确保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其实质是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具体地说，一是通过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政治动荡的冲击，使社会对改革开放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价值目标的一致性避免了社会意识分裂带来的试错成本的增加；二是处于国家治理核心的领导层对于改革的意志坚定性，确保了制度适应性、创新性和调整的及时性，为了确保改革的推进，邓小平发出“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5]的政治誓言；三是坚定不移的快速推进经济改革以满足社会的经济文化需求，与适时平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满足社会的民主政治需求，使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互为前提与基础；四是对改革不预设期限与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试错型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6]，避免了激进型政治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五是始终坚持确保国家政治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在改革之初就将改革纳于党的绝对领导下，避免外来因素的干扰及内部思潮的冲击；六是坚持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的探索，确保了改革始终处于正确的方向。
(二)其他国家历史上的社会转型
其他国家同样经历的频繁的社会动荡及不断的社会变革。在古代欧洲，实行政权与教权的统一，此后，随着世俗政权的扩张，世俗君权和宗教神权既相互支持又相互斗争，经历了罗马帝国的二元平等并列、11世纪之前教权臣服于王权、12世纪到13世纪教权强盛、14世纪政教斗争、16世纪宗教改革后的政主教从、以教辅政等历史阶段，社会长期陷入混乱动荡中。[7]
近代社会大的社会转型可以总体概括为工业化转型、后工业化转型和第三次科技革命转型，三次转型使西方主要国家同样经历了严重的治理危机。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序幕，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开始了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新兴阶层的兴起、利益格局的转变、社会价值的冲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小企业主、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加速衰退，通货膨胀、吏治腐败、大规模的失业、社会的严重不公平与不平等，引发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与冲突，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暴力冲突不断，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萧条的灾难性的起伏，危机笼罩着整个欧洲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恩格斯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详细描写了英国的工人与雇主的斗争，揭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转型中所遇到的种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直到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期，随着工业化得发展和完成，法国通过大革命奠定了民主政治基础，但期间仍然经历了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复辟等多次反复动荡。只有英国通过“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了社会平稳转型，成为首个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德国的社会转型则更加血腥与粗暴，为了转移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德国选择了由专制独裁向纳粹主义方向发展的轨道，并先后掀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8]美国面对急剧的工业化进程也遭遇了社会转型的剧烈阵痛，引发了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冲突，美国社会各界的改革精英借鉴英国模式的渐进式折中变革社会转型路径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通过管制经济、扩大民主、发展民生、提倡社会公平和加强社会控制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等措施推动了美国政治体制和治理体制的显著变化和转型，有效地缓和了经济矛盾与阶级冲突，为随后的美国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9]
西方国家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经济转型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政治的高度民主，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选择却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与模式，如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就有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美国模式，一个国家在选择某种社会转型路径时，必须充分考虑所处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际环境与技术条件；相对于稳定发展的社会目标，维系历史传统与文化传承的渐进式改革，更能避免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动荡。
四、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向更高层级迈进的自我调整与适应过程。社会转型并不一定导致基本政治体制的崩溃，反而能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体制的转变和调整。国家稳定有效的治理，是避免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动荡，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保障。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循序渐进的，在政策和策略的选择上更为注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注重处于统治地位的核心阶级与其他阶级利益的均衡性，社会各阶层价值目标的一致性，社会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性，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可以有效避免社会意识的分裂及历史和传统的割裂，而这是避免转型危机猝然爆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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