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范冬萍的研究领域为系统科学哲学与系统管理。系统科学有着数学一般的完美逻辑，这让范冬萍倾心不已。
“做院长就是搭好班子，做好学术梯队建设，管好他们的‘钱袋子’，要给学院的老师，特别是青年人提供平台、提供机会，尽量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中得到思维和能力的训练。”范冬萍向记者表示，希望系统科学哲学和系统方法论的研究能够更多地运用到实践中，也更多的为学界和社会所了解。
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已成新学术生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谈谈当时您为什么选择科技哲学作为深造的方向？
范冬萍：我本科读生物学，研究生阶段因兴趣转而去读科技哲学。早期的科技哲学都要求有自然科学的背景，科技哲学主要关注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反思科学中的伦理、道德等问题。而我的研究是从系统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起步的。
华南师范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是教育科学学院原教育管理系和原政法学院哲学管理学研究所合并组建的。组建初期就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这也是华师公共管理学院不同于其他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谈谈30多年来系统科学理论在国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相关研究领域，国内与海外研究情况是怎样的？
范冬萍：中国大陆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起步很早。早在20世纪70—80年代，“老三论”便被引入中国学界，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从事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而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开展得较晚。但随着海外学术译著进入国内，总体来说，至今已经形成不同的研究进路和格局。我认为，对系统科学以及复杂性科学成果进行哲学概括和系统方法论的探索，主要形成了以下五个研究进路：钱学森先生关于系统科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发展中提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想；将系统理论和哲学方法论应用于解决社会系统的复杂问题。
根据清华大学吴彤的观点，其研究进路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为对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做逐步深入的研究，即做“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其二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以系统科学的各个理论和哲学问题来比较、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分支理论的研究。其三对系统科学做科学哲学式的研究进路。近几年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发展中提出的哲学问题的探索。相对而言，这一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年轻”。比如“复杂系统突现”问题，早在2003年就已经成为国际学界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在科学和哲学领域观点纷杂、争论激烈。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在哲学层面对复杂系统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的成果。而到2010年，复杂系统突现问题已经成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国际哲学界的一个前沿和热点，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也形成了数个研究中心。目前，我的研究团队开始关注将系统理论和哲学方法论应用于解决社会系统的复杂问题，例如绿色发展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系统科学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也为中西科学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契机。这也使其在科学革命的基础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系统科学的发展，使更多的西方人从东方传统去寻求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也使东西方科学精神能够实现共融。
系统科学离实践应用并不遥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系统科学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您是如何从系统科学去关注其实践和应用的？
范冬萍：系统科学看起来非常抽象，但它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等深层次上改变了世界科学的图景，也为人们认知现代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系统复杂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图景，其发展方向也向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扩展。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一个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各种信息数量极大丰富，传播速度瞬息万变，复杂性水平精彩纷呈。人类社会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不同领域交错互融。这些问题的处理越来越依赖于新思维、新方法。系统科学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将使人们能够自如地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管理学领域以及区域创新等方面的研究，都为有效解决复杂管理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打开系统科学研究领域大门的，对于青年后学来讲，如何深入到一个领域深入研究？
范冬萍：我走向系统科学研究要感谢自己的两位导师，他们敏锐而准确的学术判断力把我带到国际哲学界的前沿。中国系统科学主要是从海外译介开始，逐步在国内兴起。因此，有必要了解海外最新研究前沿。当然了解仅仅是开始，系统的梳理与理解才是走进其内部的关键。虽然现在文科学生也可以读科技哲学、系统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但显然有一定数理基础对各种模型的理解将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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