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名言说：“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一般说来，只有一个人在精神上完全成人，才可能真正理解、认同并践行这句话。这也适用于判断一个城市的成长和进步。在初级阶段，城市致力于发展经济、拓展地盘等；发展到更高阶段，才会更为主动、更有能力承担消除城乡和贫富差异、推进区域协调和均衡发展的责任。
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大背景下，上海开启了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的进程，让上海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漫长探索，这座兼具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大都市在心理、人格和精神上“长大了”，并开始进一步贯彻发展和共享的新理念。
从独特的海派城市发展到这样的高境界，上海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历史阶段和心路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从“经济中心”向“国际大都市”的跃升。198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振兴”，1985年国务院对上海提出“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表明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关心的是“自己怎么富起来”。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以2001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时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为标志，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大都市”取代了功能单一的“经济中心”。此后，上海开始按照国际大都市来谋划和布局政策、资源、人才等。
从深层次来看，上海的“成长”与如何定位直接相关。一般来说，现代大都市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寡头城市”，二是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群。就发展理念和模式而言，前者的发展目标是在空间、交通、人口、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成为“寡头”；后者的最高境界是建成具有合理城市分工与层级体系的城市群，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圈。就城市性格和精神而言，前者像排斥他者和社会的“现代主义者”，后者更像尊重差异、现实中能与他者和平共处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寡头城市”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同，城市群代表了现代大都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成熟境界。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浪费和低效配置，“寡头城市”模式不断遭到质疑乃至摒弃。而“组团发展”“共生互动”的城市群，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并为解决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问题提供了可能。这对上海和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
从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到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中央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意志始终如一。但在一段时期内，“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首位城市的综合能级和成熟度密切相关。新时代，以“扩大服务功能”为突破口和发力点，重构和创新上海的城市政策和战略体系，有助于进一步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和使命，有助于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今年1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正式发布。上海确立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并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大框架下“构建上海大都市圈”。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和要求下，“扩大服务功能”对新时代上海城市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意义。
客观地说，不是上海过去没有服务，相反它的城市服务功能和水平在国内外均有良好口碑；更不是说上海的服务质量有问题，相反它的公共服务机制和平台一直为兄弟城市学习借鉴。但这并不是说上海已经完美无缺，而同样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一方面，过去的服务功能尽管不错，但与服务全国的要求还有差距。比如，上海本是江南地区的近现代中心城市，但在传承优秀江南文化上还需进一步着力。另一方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相比，上海在国家战略格局中应该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比如，在城市服务内容上，不仅要在交通、经济、金融、旅游等服务上挖掘潜力，而且要在属于区域公益服务的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和人文建设等方面更有作为。这也是“扩大服务功能”、打响“上海服务”等品牌的重要原因所在。
就此而言，为更好地落实“扩大服务功能”的战略部署，应该在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总体框架内提出“全球卓越服务城市”的目标。重点是以新型服务政府建设为核心，以全球卓越营商环境和城市公共服务环境为两翼，以建设服务平台体系和服务文化机制为配套，研究和制定建设“全球卓越服务城市”的政策和战略，推进上海现代服务功能扩散，并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提供先进经验和模式。
总之，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上海必将想得更多、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乐见其成的，也是要大家一起努力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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