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衡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构成了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宏观背景。如何将国家治理话语和国家行政实践相结合,是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重大使命。
及时回应现实问题
行政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和指导政府行政实践的科学。行政学的实践品格要求它能够对当时和当地的现实问题作出及时而恰当的回应,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国家治理实践。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应对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知识与理论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主体,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从外部情况来看,面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如何制定公共政策、及时回应各方合理需求、增加各主体间的协商、降低社会风险等,需要政府从具有本土关怀的行政学中汲取智慧去解决。从政府自身内部情况来看,如何依法行政、增强行政透明度、做好简政放权,从而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等,也需要从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学理论中获得认知。从实践情况来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增进各主体间的合作与协商、优化治理模式等,也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从理论上作出回应。因此,加快实现行政学本土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理论知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才
学科的发展与社会现实需求关系紧密,其发展程度取决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的能力。行政学本土化的本质在于构建具有本土意义的行政理论与知识体系,从而为现代国家治理实践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践指导。因此,行政学研究本土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自身职责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学科方面来看,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行政学研究本土化要以问题为中心,构建可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本土行政理论体系,做到学术研究成果与社会现实需求的有效对接。社会科学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学者责任来看,国家治理实践中遇到的公共问题需要专业人才提供理论阐释与建议意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行政学的重点是将人才培养定位于满足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需求,做到人才培养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行政学研究本土化必将推动大批学者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将研究焦点从理论研究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构成了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宏观背景与行动指南,行政学研究本土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叙事基础与实现方式。
首先,行政学知识体系建构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认识论的基础和方法论的前提。行政学具有科学性和哲学性两个重要特征,科学性体现在从中国行政实际情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从而推动国家治理实践;哲学性主要体现在为国家治理提供价值理念、目标与制度机制设计等。这两个特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知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其次,行政学研究本土化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是党和政府面对经济、政治与社会新常态下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其追求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以工具理性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治理绩效,以价值理性彰显人文关怀。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立足我国行政实际,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汲取我国优秀传统行政文化、借鉴西方有益行政思想的前提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行政理论知识体系,并为本土行政发展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践指导。这一方面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取向;另一方面,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最后,行政学研究本土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文化支撑。当前,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特征不断突出,治理对象复杂多变、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结构更加动态、治理方式更加灵活多变、治理结果更加难以预测等一系列情况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还需要现代性的行政文化支撑。行政文化发展与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实现手段。行政学研究本土化从本质上来说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文化,为指导我国治理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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