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一直是中国治理改革图景中重要而且充满活力的板块。各地丰富多彩的治理实践，生动展示着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复杂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绩效差异化等变化。
地方治理首在善政。地方不单单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场域、治理效果的展示窗口，还是关键的主体。尤其是地方党政部门，作为公共权威的代表，掌握着公共资源，是地方治理的核心，承担着引领、塑造、协调、规范各主体之间关系，形成治理合力，提升治理绩效的重要职责。事实证明，一个地方治理效果的好坏，固然有自然禀赋、基础条件等客观原因，但是与地方党政部门的能动性和治理能力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联系。有了善政，才能达到善治。这是古今中外治理的基本规律。古人说的“政通人和”，也是这个道理。
在过去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地方治理取得的成就明显，确保了国家的政令统一，实现了一方的安定发展，激发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集中化的治理模式，增强了整个制度的韧性和效力。
然而，与这些显著成效相伴生的，还有各种形式的治理缺陷和治理失效，在不同层级地方和不同部门领域时常发生，制约了地方治理的全面改进。在诸多问题中，“工程化”的治理方式值得高度警惕。
“工程化”治理方式
“工程化”的治理方式，指的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通过设计工程、安排项目来推动重点工作，解决难点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典型代表就是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出现过的年度若干工程系列。必须承认，这种治理方式并非凭空而生的，是我们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和市场经济中项目管理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能发挥制度的资源动员能力，又能把效率意识贯彻到具体工作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完成。一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快速完成，或者一些难点问题的有效解决，都得益于这种治理思路。
正因为如此，这种思路也从最初的经济建设领域逐步泛化到公共治理的各个领域，甚至成为一些地方主政者快速取得政绩的“法宝”。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经常出现两类负面影响大的项目：一种是项目大，时间长，留的窟窿大的“烂尾项目”，另一种是前期大张旗鼓，后期消无踪迹的“蛇尾项目”。不仅在经济建设领域存在，而且在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等非经济领域中也存在。
这些“烂尾项目”“蛇尾项目”对于地方政治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加剧了“新官不理旧账”的相互推卸责任倾向以及“重起炉灶另开张”的频繁调整工作重点乃至更改地方各类规划的倾向。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更换较快，为这些倾向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这些倾向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包括执政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的浪费，而且影响着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思想稳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间，就一直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近年来，这些地方取得的发展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种理念的坚持。习近平认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那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决策，要一以贯之，决不能朝令夕改，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而要在前任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这是一种政治品格，是正确政绩观的反映，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不搞“政绩工程”，并非不要政绩，而是把一城一地、一时一事的成功置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业之中；克服治理“工程化”倾向，并非放弃效率效益标准，而是全面坚持科学民主法治协调持续的现代国家治理原则。
如果说治理的“工程化”倾向是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那么，经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地方治理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治理主体多样化，治理问题层出不穷，治理关系更加复杂敏感。面对着新的多样化治理问题，有必要并且极其迫切地需要调整思路，树立新的治理理念。“生态化”治理就是选择之一。
“生态化”治理系统工程
“生态化”治理就是将治理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保持内部关系的动态协调平衡和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过程的整体治理。各级地方党政部门作为地方治理的主导性主体，要提升协调多样化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动员多方面治理资源、促成治理共识合力形成的能力。这有助于提高治理问题解决的针对性有效性，减少问题的外部化和反复性。从根本上说，“生态化”治理是内生的治理、全过程的治理、合作的治理、可持续的治理、整体的治理。
“生态化”治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应该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才能发挥积极的反作用。治理问题的多样化复杂化，不能靠个别重大项目的完成来解决，必须综合施策，系统解决；也不能只靠党政部门自己解决，必须合理分工，合作解决。而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更需要地方主政者有大局意识、长远意识，尤其是代际意识、集体意识。
如何实现生态化治理
实现“生态化”治理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
首先，要把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作为实现地方善治的基础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也是生产力。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提高政治信任，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形成工作合力。政治生态建设不仅要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还要践行好群众路线，改善党群关系，调整政社关系，规范政商关系，从而使每个地方不仅有生态环境的绿水青山，还有政治生态、社会环境的绿水青山。
其次，要从本地的自然历史人文环境出发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要在尊重自然规律、倡导人文精神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挖掘地方优势，保持地方特色。要求地方主政者不能将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单化为经济增长至上，不能用GDP增长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唯一标准。
第三，要重视各项工作之间的关联性。尽管存在着党政分工、政府职能分工，但是分工不能分家，就公共治理而言，各项工作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性，应该统筹规划，加强各项工作之间的协同性，实现整体治理。如果只顾着突出本地、本部门，乃至某个领导的工作成绩，那么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各项工作之间的断裂，削弱党政的公信力。
第四，要重视每一项工作的可持续性。除了要科学规划，合理投入外，还要加强对其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评估，培养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这样才能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避免滥用公共权威的强制手段，通过扩大公共参与、提高治理透明度等多种方式实现其制度教化作用。
第五，各级地方官员要树立“功成不在我”的意识。相对于人民的事业而言，每个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极为有限的，许多工作都不可能在自己的任期中或者职业生涯里能够完成。从长期和全局看，传好接力棒，是每个官员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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