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三农”发展难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是中央提出的必须打赢的战略任务,也是理论界应当不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2017年5月22—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在郑州召开,与会专家围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从为什么、是什么、改什么、怎么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一、现实背景与科学内涵
充分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科学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改革举措得以有效贯彻落实的前提。
1.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诸多矛盾交织倒逼出来的现实选择,也是破解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困局的关键之举。与会专家学者就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供需脱节,结构失衡。与会专家提出,中国农产品消费正从单纯重视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重转变、从单一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但长期以来,农业发展以追求产量为主,功能主要局限于生产领域,已经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升级和变化。当前农产品供求关系表现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一方面出现大量农产品过剩滞销;另一方面农业上许多新型需求得不到满足,部分品种要靠进口弥补缺口,农业生态、休闲、文化功能开发不够。供需结构性失衡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优农业结构,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品种和质量更好地满足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需要。
其次,成本上升,价格倒挂。2004年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连续13年出现赤字,2012年以来,农产品又出现三量齐增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叶兴庆研究员认为,其背后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倒挂,而造成价格倒挂的根本原因则是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快速上涨,主要是人工和土地成本过高。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指出,2005—2015年中国粮食生产总成本上涨的来源中生产成本占了76.4%,而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占了44%、土地成本占了23%。专家们认为,成本与价格对中国农业发展形成了双重挤压,已经成为农业竞争力下降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重要影响因素,必须通过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
再次,资源错配,环境超载。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合理配置农业资源的迫切需要。当前农业资源配置失衡主要表现为国内与国际资源配置扭曲、农业内部产业之间资源配置扭曲以及一、二、三产业之间资源配置扭曲。资源错配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加剧了环境约束,相当一部分农业产能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这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面源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难以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因此,必须调减生产数量过多且质量不高又耗用大量农业稀缺资源的农产品。
最后,政策偏差,动能衰减。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鹏副研究员认为,农业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不太重视政策出现的偏差,如玉米供给过剩就是政府信号出现了差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陈文胜研究员也提出,国家对农产品及农资价格进行干预,扭曲了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导致玉米等产品结构性生产过剩,同时也刺激粮食进口量大增。在动能衰减方面,叶兴庆认为,主要表现为支农财政投入增速下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面临WTO规则实质性约束以及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和工资的增幅放缓。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晓鸣研究员提出,农业发展单一依赖财政资金支持和现有财政支持政策效率偏低的双重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小农户经营模式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趋于弱化和衰落,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2.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学术界从供需平衡、制度供给、资源优化配置等诸多视角对其内涵要义进行探讨,但并未达成共识,甚至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和误解。为了消除这些思想上的误区,避免实践中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与会专家学者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和阐释。
首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农业供给侧改革。针对新闻界和学术界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现象,魏后凯指出,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所关注的改革目标和重点任务完全不同,前者注重破解总量不足矛盾,重点关注产量或数量的增加;后者注重破解结构性矛盾,重点关注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的有机整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其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农业结构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先后开展了三次大的农业结构调整,有人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魏后凯提出,要谨防新瓶装旧酒,不能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沦为单纯的农业结构调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徐志明研究员等认为,农业结构调整主要考虑生产结构的问题,是生产力范畴的调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供给结构调整,不仅牵扯到生产力的广泛调整,还涉及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与会专家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调整农业结构,更加注重农业供给侧的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注重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提质增效。
再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减粮食、去产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去产能的问题,在农业领域也存在大量低端供给,不少农产品严重过剩,是不是也要去产能呢?与会专家提出,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土地一旦去产能、非粮化、非农化,再要恢复生产能力,不但要花费很长时间,还要耗费很大成本,而且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口增长,中国粮食不是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或供给偏紧。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去库存,但不能去产能,相反,还要保产能,绝不能借增收、增效、改革之名压缩粮食生产、减少耕地面积。
最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无所不包。有不少人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应当涵盖农业农村发展的全部内容。郭晓鸣认为,将农业发展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是不妥当的。魏后凯也提出,不能把农业改革甚至农村改革都标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从供给端着手,解决结构性、体制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促进农业供给体系和结构优化,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如果将农业发展、农村改革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混淆,就容易偏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使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二、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
农产品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农业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与会专家学者从种植业结构调整、种养结合、发展优势特色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展开讨论,对优化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缓解玉米等库存量较大的农产品供需矛盾提出了建议。
第一,种植业结构调整。针对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的情况,与会专家学者提出要在非优势区调减籽粒玉米的种植。但是,让长期习惯种植玉米的农民在短期内调减种植并非易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张磊研究员和李冬艳副研究员提出,调减下来的耕地只有大的种植方向,具体到不同地区和每个经营主体该种什么并不清楚,如果盲目种植,导致新增品种产量大幅增加,可能带来新的供需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翁鸣研究员建议,在调减玉米种植的区域,政府要出台有实际效果的措施办法,包括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制定鼓励性政策等,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对于种植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不稳定问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张占仓研究员提出,要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技术优势,系统研判农产品供求规律,适度调减玉米种植规模,引导葱姜蒜等小品种农产品健康发展,向市场提供更多优质、高端农产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邹进泰研究员认为,要从源头牢固树立围绕需求和消费进行生产和调整的观念,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让农业生产者真正成为市场经营主体。
第二,种养结合生态养殖。与会专家提出,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按照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生态循环的要求,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新疆社会科学院张安虎副研究员指出,缺草少料是制约新疆草原畜牧业规模发展的瓶颈,应根据草地资源承载能力调整养殖布局,加快转变草场经营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草畜联营合作社,在保护好天然草场的同时,扩大饲草料种植面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超中研究员等提出,要基于当地农牧基础确定适度养殖规模,减少输入性饲料的使用,并全部实现养殖业废弃物转化利用,以设立健康畜牧业发展试验区为手段,探索现代畜牧业和种养业协调发展新路径。
第三,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做大做强特色农业是将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客观要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志萌研究员等提出,油茶是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植物,应把油茶产业作为扶贫、生态、富民产业,优化中国食用油供给结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邓小海副研究员和吴大华研究员从贵州农业的资源特征、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出发,提出贵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立足“小、精、特”农业发展,即小型化、精品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
第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促进农业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谢培秀研究员提出,针对长三角有机农产品发展存在的问题,要加强政府扶持和管理,加强有机农产品监管和普及性宣传,并积极推进长三角有机农产品管理一体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祁雪瑞研究员从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创新角度提出,应调整补贴政策遏制土壤污染,进行有机农业制度安排,建立监管追溯体系,倡导CSA种植模式,建立优质优价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重庆社会科学院许玉明研究员建议,要建立安全农产品产业链垂直闭环运营系统,包括建立安全有效的信用体系、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完善的农业市场经济体制。
第五,加强农业对外合作。加强农业对外合作、加快农业走出去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农业强国的现实需要。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为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机遇和重要平台。张占仓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与沿线国家形成更密切的农产品贸易往来,丰富国内农产品市场,为百姓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同时减轻中国耕地资源紧缺的压力。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布都伟力·买合普拉研究员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新疆的农产品贸易情况,指出新疆外向型农业基础薄弱、规模小,出口市场发展不均衡,贸易物流水平较低,需要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农业生产体系、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提高通关环节便利化程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苗洁副研究员建议,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减少市场和品种集中度风险,加强农业投资和技术交流合作,促进国内农业相关产能转移和供给结构优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崔小年博士提出,河南作为内陆农业大省,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首先要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岸建设,充分发挥口岸经济在外向型农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三、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是必然选择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突出亮点。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三产融合,就是要围绕“农业+”做文章,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不断拓展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食品产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三产融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加快发展现代食品产业。食品产业连接农工、沟通城乡,行业覆盖面广、产业关联度高,是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赵勤研究员提出,黑龙江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依赖于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因此,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加快设立绿色食品生产特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竞争能力,促进绿色食品全产业链发展。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唐丙元研究员建议,引进培育一批优质企业和加工项目,加快发展优质原料基地和加工专用品种种植,鼓励企业开发多元化主食食品和药食同源功能食品,合理引导消费换档升级。
其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近年来,国内乡村旅游需求呈井喷式增长态势,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针对乡村旅游和传统文化融合问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乔宇锋博士认为,二者融合发展是乡村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也是乡村旅游的价值链重构,并以地坑院景区为例,对旅游和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模式、动力、实现方式进行了分析。天津社会科学院苑雅文副研究员提出,要通过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找准地域文化内核、加强文化创意、引入现代投资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针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问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许韶立研究员总结了存在的误区,如规划编制上一味追求名气,不重视非物质文化的利用和开发,建设上追求整齐划一,把村庄当景区、一味追求门票收益,只注重拆迁和模仿、用建设城市的理念建设农村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王宾认为,粗放式城镇化造成了部分传统村落和村落文明消失,必须增强保护意识,创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数据库,培养传统村落文明传承人,正确处理乡村旅游与村落保护的关系。针对乡村旅游供给结构与需求不匹配、供给效率偏低、供给对象定位不准、旅游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耿卫新副研究员建议,通过科学规划、改善发展环境、塑造品牌、培训人才等深化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再次,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农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行动的重要内容,与传统产销模式相比,农村电商使原产地直销成为可能,通过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从而提高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效率。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汪煜丽副研究员指出,要强化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积极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电商”模式。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李国英副研究员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电商发展环境,积极开展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鼓励社会资本、供销社等建设涉农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民俗产品、乡村旅游市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侯红昌副研究员认为,农村电商是“互联网+农业”中发展较为迅速、成功的部分,应从改善农村物流体系和金融服务入手,加大力度发展涉农电子商务。
在三产融合实践方面,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刘战国研究员等认为,内黄县的做法是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和会展经济、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以及积极发展农村电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安晓明博士总结了鄢陵县以花木产业引领三产融合的模式,其启示在于以特色产业主导促融合,以新兴业态培育促融合,以延伸产业链条促融合,以完善配套服务促融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梁信志博士指出,卢氏县的经验主要是科学设计产业体系,聚集生产要素,建设“生产+加工+科技”的农业产业园,发展“旅游+”“生态+”“民俗+”等特色产业。
四、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首先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各地实践,提出了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并对职业农民、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培育和发展进行了研究。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特约研究员王文俊认为,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发挥农业生产要素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可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个经营主体的交易成本,并提出要重点解决农地流转难、金融供给难、产品营销难、持久种地难等问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谢琼副研究员等结合上海、浙江的实践,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放活经营权,并探索如何实现三权分置下的三权共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刘依杭对河南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效、问题、形势进行了分析,提出要将经营主体发展的内因与政策扶持的外因相结合,不断提高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水平。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小丽研究员认为,农民职业化过程就是工业推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过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构建职业引导机制,包括职业宣传机制、心理引导机制和骨干带动机制;二要构建职业保障机制,包括基础教育机制和收入稳定机制。福建社会科学院蔡承彬副研究员提出,要培养和发现对“三农”事业充满情怀、富有理想、敢于创新的新农人。
在家庭农场发展方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付新教授提出,家庭农场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紧、劳动成本上升快、资金需求大、农场主素质能力不足、政策不适用等问题,要以农产品主产区为重点区域,以种养一体为重点类型,以信贷和服务为重点内容,引导适度规模经营,安排支持重点项目,优化政策形式,对家庭农场进行精准、有效扶持。
在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方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陈晓未副研究员提出,要探索组建产业联盟,促进相关农业企业开展产业和技术合作,成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和贷款担保机构,培育适应农业龙头企业需求的新型三农金融组织。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张丽叶老师提出,要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升级,促进龙头企业间的差异化竞争,实现强强联合。
在农业合作社建设方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冰副研究员指出,合作社建设受成员经营基础、成员对合作社的认识、合作社的发起者、合作社规范经营、相关扶持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应从产业培育、人才供应、外部监督、市场建设、内部管理等方面着手,破解合作社建设中的马太效应。
在社会化服务方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孔凡斌研究员提出,要从服务需求、服务供给两端构建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重点围绕如何激励经营主体需求、如何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如何平衡供求关系、如何优化服务组织体系设计改革方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多方合作的治理模式。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生秀东研究员认为,要坚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服务主体并重,探索以规模化服务带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模式,如土地半托管、全托管等。
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迎来新机遇
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导向,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与会专家认为,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农民不断分享改革成果。
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国祥研究员认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缓解了玉米产量高、进口量大、库存积压多、财政负担重等弊端。张磊认为,东北地区对实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准备不充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玉米价格持续走低,农民收入也开始走低;规模经营主体受到明显影响,不少经营主体退租弃耕,土地流转速度出现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罗万纯副研究员也指出,实行市场化收购后,在相关补贴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玉米价格下跌对部分经营主体种植决策产生了困扰,如何采取更合理、可行的办法确保农民适当利益,稳定粮食种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方面,江苏师范大学王锋副教授等采用DEA分析法对苏北5市农业补贴政策进行效率评价,认为今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改进方向应当是有利于促进规模生产以及有利于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和粮食主产区的比较优势。魏后凯提出,要调整农业补贴方式,增强补贴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促进农业补贴由黄箱补贴转变为绿箱补贴、由价格补贴转变为收入补贴、由刺激生产转变为支持绿色生态和适度规模经营。
在财政金融支农方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宋亚平研究员提出,计算农产品生产成本时不应忽视融资成本,从对中部地区几个省份的调研情况来看,农村高利贷现象比较普遍,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惠农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吴寅恺博士和张谋贵研究员利用PVAR模型研究了安徽省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滞后效应,而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需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配置,加强资金管理。河南工业大学汪来喜副教授分析了财政金融对粮食产业的供给支持现状,认为存在财政支持农业投资不足、涉农信贷资金投放不够、现行融资模式有缺陷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粮食产业发展。
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吴大华提出,深化三权改革和三变改革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有效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资金,促进生产要素平等交换,要建立健全三权监督管理和服务机制以及三权、三变融资担保机制。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孔令刚研究员和蒋晓岚研究员指出,三变改革要进行风险防范和问题规避,包括妥善处理复杂的法律关系、化解经营风险、防范农业资源非农化风险以及解决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操作中的难点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段小平副研究员建议,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加速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在科技创新方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龚建文研究员等提出,要加大农业重大科技创新攻关,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通过应用新技术、新品种降低物化成本,通过大力推广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通过加快信息化进程降低仓储物流成本。福建社会科学院魏澄荣研究员和翁东玲研究员指出,要把科技创新贯穿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过程,完善创新服务平台,健全农村创业创新体制。
在土地利用方面,济南社会科学院沈飞副研究员提出,农用地结构调整要以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为前提,重点保障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供给,推动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土地供给效率和可持续利用程度。山东社会科学院李秋颖助理研究员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确保一定数量的农用地面积为前提,划定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加快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强农用地集约利用制度保障。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胡苗助理研究员和王建兵研究员测算了甘肃省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总潜力和剩余潜力,认为非农化转移重点应逐步落实到农村劳动力身份转变问题。山东社会科学院刘爱梅副研究员测算了2015—2020年山东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提出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福建社会科学院林发彬副研究员认为,农民工以信托方式将土地变为可携带资产,可提高进城落户的保障水平。
在农民脱贫增收方面,张占仓认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需要在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把土地溢价适度分给农民,改善城乡财富配置关系。宁夏社会科学院李文庆研究员认为,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工资性收入是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财产性收入寄希望于盘活农村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转移性收入需要强化政府支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陈明星研究员从精准扶贫角度提出,要完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构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云南师范大学宋剑奇讲师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利用扶贫政策推进农业转型的情况,指出要用市场的办法和改革的办法推进扶贫工作、带动农业转型。
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策略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通过积极实践探索,一些地区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做出了有益尝试,比如河南提出“四优四化”,贵州提出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大力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为促进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农业强省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推进力度不够、速度不快、成效不明显等问题。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工作的主线,是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必须迈的坎、必须闯的关,这项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必须加快步伐、加紧推进。
叶兴庆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维度:一是提高农业竞争力,通过消除市场扭曲、扩大经营规模、加强农业服务来拼成本、拼价格,通过延长产业链条、保障质量安全、拓展农业内涵来拼特色、拼功能;二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加大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力度,关键是促进种植业和养殖业边际产能退出;三是从人、地、钱三个角度和切入点增加发展动能。
魏后凯认为,要从产业、要素和制度三个层面展开,采取多层面协调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方式,减少各项改革的相互掣肘,提高改革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并围绕降本增效这一核心任务,实行组合式的支持政策。郭晓鸣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点包括强化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优化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机制、创建农田基本建设模式、进一步深化关键性改革。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潘云研究员等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发展思路、创新经营方式、创新产业融合模式等。山东社会科学院王兴国研究员指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保障有效供给、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目标,以发展农业新六产为增长点,突出科技创新驱动、质量效益拉动、品牌引领带动、产业融合互动、创新主体联动、改革发展推动。
张占仓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面大,政策敏感性强,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特别注意稳中求进总基调,牢牢守住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减、农村大局稳定不出问题这三条底线。同时,要周密谋划,做好理论与方法铺垫,对各级农业部门的干部进行系统培训,以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需要。
宋亚平建议,三农理论工作者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服务的时候,要用系统工程的眼光和战略全局的思维去考虑和解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加强中央的顶层设计,加快基础性的制度体系建设,平衡市场机制作用与行政手段作用;调动地方政府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张天维研究员提出,各地要建立专门领导机构,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落实;重视人才的关键作用,多培养、吸纳技术人才;注重工作的联动性,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项目建设结合起来;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七、结语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暨第十三届全国社科农经网络大会,集中探讨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方向、实践以及相关的政策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就进一步提升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平台的智库功能、继续加强社科院系统各单位间有效合作、深入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达成了“郑州共识”。会议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将紧跟农业经济、农村发展学科理论发展和改革实践发展的双重需求,致力于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要问题,继续深入实践,开展理论研究,贡献思想智慧,为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对于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问题,魏后凯在大会总结中提出了八个可供参考的方向:一是如何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二是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问题;三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农业全面转型升级问题;四是如何把小农生产引入到现代农业发展之中;五是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问题;六是包括大农业在内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问题;七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政策协调推进问题;八是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全面激活要素、主体、市场,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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